中国代妈的民事权益如何维护

中国代妈的民事权益如何维护

一、代孕女性民事权益之维护的概述对代孕女性民事权益之维护进行探讨之前,应当从理论层面分析代孕的概念。所谓代孕,医学界、社会学界、法学界以及其它学界并未有明确的概念,学者们主要是基于自身的研究角度对代孕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本文认为,代孕属于一项医疗行为,因此,可以从医学领域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即代孕女性受到不孕不育的夫妇的...

一、代孕女性民事权益之维护的概述

对代孕女性民事权益之维护进行探讨之前,应当从理论层面分析代孕的概念。所谓代孕,医学界、社会学界、法学界以及其它学界并未有明确的概念,学者们主要是基于自身的研究角度对代孕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本文认为,代孕属于一项医疗行为,因此,可以从医学领域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即代孕女性受到不孕不育的夫妇的委托,由该代孕女性为上述夫妇生育子女的一项医疗行为。

现阶段,根据代孕程度的不同,主要将代孕分为完全代孕和局部代孕两种。所谓完全代孕,主要是指医生将不孕不育夫妻的精子和卵子取出,通过医学上的技术对其进行处理后在体外形成胚胎,最后将胚胎植入到代孕女性的子宫内,代孕女性与其所生子女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所谓局部代孕,则主要是指医生将男性的精子取出后,通过医学上的技术将其人工植入到代孕女性体内,使精子与代孕女性的卵子相结合,最后形成胚胎后由代孕女性进行生殖,代孕女性与所生子女具有血缘关系。

二、代孕女性民事权益之维护的必要性分析

(一)保障代孕女性合法权益

现阶段,世界各国就代孕行为是否合法存有争议,各个国家法学界以及司法实务界从不同的角度对代孕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论证。在代孕行为合法性存有争议的前提下,该种民事行为的法律性质尚不明确,对代孕女性的合法权益进行法律保护也缺乏相应的法律基础。但是法律的滞后性以及法学上的争议,不应当代孕女性合法权益保护这一命题。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视角来看。中国宪法明确就尊重和保障人权予以规定,对代孕女性民事权益予以基本保护,符合宪法的理念和基本原则,也是推动中国法治进步的重要举措。许多代孕女性在代孕行为中身体健康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部分代孕女性甚至在生育过程中丧失了生命。除此之外,在代孕完成后,代孕女性想要通过司法途径来主张权利时也较为困难,其面临着相关权益受损的困境。公平正义是罗马法法律原则中最高位阶的原则,充分保障代孕女性合法权益符合法律的基本原则。现代法治社会强调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充分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对代孕女性合法权益进行保护,符合现代法治中所倡导的关爱弱者原则和公平正义理念。为此,中国必须加快对代孕女性民事权益的保护,使得代孕女性通过司法途径主张权益时能够有法可依,填补法律的空白。

(二)保障代孕女性对身体权的正当行使

从代孕女性视角来看,身体权是代孕女性最基本的一项人格权。不能将所有的代孕行为都视为代孕女性出租自己子宫的行为,而是应当理性的看待代孕女性的代孕行为,尊重代孕女性对自身身体权的正当行使行为。现代民法承认社会个体对自己身体器官的支配,但这种支配不得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基本权益。代孕女性只要是在自由自主的情况下与不孕不育夫妇签订代孕合同,并实施代孕行为,就代表其具有真实的意思表示。同时,代孕女性无偿代孕以及合理补偿性代孕并不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基本权益。相反,代孕女性在无偿以及合理补偿的情况下实施代孕行为,体现了一种人道主义思想,法律应当给予充分的保护。

(三)满足代孕合理需求的必然保障

国家卫健委于2019年6月发布了《2019年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根据该公报中的相关数据,较之2018年,中国2019年新出生婴儿人数减少了83万人,其中不孕不育是最主要的原因。同时,国家卫健委以及中国人口协会的相关数据显示,中国近些年来的不孕不育服务高达12%-15%,大约有5000多万人为不孕不育患者,且数量仍然在不断增加。市场经济环境中,市场与需求始终呈现为正比的关系,具体到代孕领域则同样如此。中国不孕不育夫妇数量较多,部分不孕不育夫妇势必会寻求代孕的途径来满足自身在“生儿育女”层面的需求。除此之外,现有的生物科学技术和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代孕并非完全不可能,代孕行为在医学上是可行的。医学上和生物科学技术上的可行性会增加不孕不育夫妇想要寻找代孕女性的积极性,如果不对代孕女性的民事权益进行保护,不符合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

相反,从规范代孕行为的视角来看,从法律层面对代孕女性民事权益予以保护,能够使代孕女性在实施代孕行为过程中清楚的知道自己所享有的基本民事权益,保护其权益不受侵犯。对代孕女性民事权益进行保护,能够有效减少现实生活中违法代孕的现象,打击现实生活中的违法代孕中介,确保代孕行业能够良性发展。同时,权利义务具有对等性,对代孕女性民事权益保护的过程中,也会对代孕法律关系中的其他当事人予以规制,对代孕女性民事权益进行保护也是合理规范代孕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必然要求。

三、代孕女性民事权益维护中存在的问题

(一)《民法典总则编》适用的问题

第一,代孕行为作为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受到《民法典总则编》中条文的规制。《民法典总则编》与代孕行为的冲突主要表现在是否违背公序良俗这个层面。《民法典》出台以后,中国立法部门以及司法部门也并未出台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就总则编中第八条的公序良俗予以明确的界定。审判人员对于公序良俗的自由裁量权仍然较大,势必会影响到代孕女性的民事权益。如果代孕行为被审判人员认定为违反公序良俗原则而无效,那么由此将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一方面,代孕女性在代孕过程中,不孕不育夫妇基于各种原因想要终止代孕行为,起诉至人民法院要求确认代孕行为无效。此时,代孕女性应当如何处理,是继续履行代孕行为还是实施人工流产。另一方面,代孕女性在生育出子女后,不孕不育夫妇同样以违反公序良俗原则为由,要求确认代孕行为无效,对生育子女不予以承认,此时代孕女性所受到的心理伤害、身体伤害以及精神伤害由应当由谁负责。综上所述,公序良俗原则认定的不明确性,会直接影响到代孕民事行为,进而对代孕女性的民事权益造成影响。

第二,代孕子女出生,不孕不育夫妇发生意外后,代孕女性是否会被有关机构根据《民法典总则编》在监护领域的相关规定被强制认定为监护人。若是被认定为监护人,那么代孕女性所需要的子女抚养费由谁承担。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会影响到代孕女性的民事权益。

(二)《民法典合同编》中并未对代孕合同的性质进行明确

现阶段,根据代孕程度的不同,主要将代孕分为完全代孕和局部代孕两种。所谓完全代孕,主要是指医生将不孕不育夫妻的精子和卵子取出,通过医学上的技术对其进行处理后在体外形成胚胎,最后将胚胎植入到代孕女性的子宫内,代孕女性与其所生子女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所谓局部代孕,则主要是指医生将男性的精子取出后,通过医学上的技术将其人工植入到代孕女性体内,使精子与代孕女性的卵子相结合,最后形成胚胎后由代孕女性进行生殖,代孕女性与所生子女具有血缘关系。无论是何种代孕,现实生活中通常都会具有代孕合同。然而,中国《民法典合同编》中并未对代孕合同进行规定,导致代孕合同是否合法存在较大争议。除此之外,在缺乏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将代孕合同归入委托合同的范畴同样存在争议,不仅导致代孕女性从合同法角度主张权益保障时缺乏相关的依据,而且导致法院在司法审判的过程中产生争议。

(三)立法滞后导致代孕女性权益保障存在空白

代孕问题的产生有其固有的现实基础和社会需求基础,它让众多父母得以拥有子女,给许多家庭带来了欢乐,巩固了婚姻关系,值得在合理的范围内加以提倡。但是由于市场的趋利性以及人类思想的多样性,代孕也在公民权利领域以及法律领域掀起了轩然大波。尤其是近些年来,部分代孕女性在代孕过程中以及代孕结束之后的基本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最终引发相应的法律纠纷,更是冲击了中国传统的伦理制度以及亲属制度。中国现阶段尚未出台专门性的法律就代孕问题予以规制,司法实践中审判人员主要是根据传统民法原理以及法理对代孕问题加以解决。法律层面存在空白,显然不利于为司法审判人员提供明确的指引,与现阶段代孕行为不断增长的社会现象不相匹配。

四、代孕女性民事权益维护的基本路径

(一)完善《民法典总则编》的相关规定,为司法实践提供指引

为了充分保障代孕女性的民事权益,防止代孕女性民事权益因为公序良俗而落空,应当就代孕行为是否违反公序良俗予以明确的规定。本文认为,对于公序良俗的理解不应过于机械,而是应当置于一定的时空界限内进行理解。所谓公序良俗,应当是指某一特定时空下社会公众共同遵守的一种价值观念。伴随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社会公众思想意识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接受代孕这种生物科学技术,对于代孕并非完全抱着排斥的态度。因此,司法机关在出台司法解释的过程中,应当对代孕行为予以区分,不应采取一刀切的模式,将所有的代孕行为都归入到违反公序良俗的领域。

一方面,对于商业代孕,即以盈利为目的的代孕。此种行为很容易导致代孕市场的泛滥,使得生育与金钱划上等号,有违现阶段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应当明确予以禁止。即对于商业代孕这种行为,应当认定为违反公序良俗原则。另一方面,对于合理补偿代孕以及无偿代孕,即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代孕。此种行为更多的是体现代孕女性的担当,体现一种人性的光辉,不会违反现阶段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因此,对于该种代孕行为,则不应当归入到违反公序良俗的领域,合理保障代孕女性在代孕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利益。

(二)参照《民法典合同编》来规范代孕合同,保障代孕女性权益

首先,为了确保代孕合同的合法性,保证代孕女性能够通过合同来追究相关责任主体的责任。中国应当明确代孕合同合法性的基础。具体而言,代孕合同不以双方当事人签字为生效要件,而应当以在相关主管部门审核备案或者经过公证机关公证而生效。其次,将代孕合同归入到无名合同的范畴,防止代孕合同被认定为委托合同。在委托合同中,法律明确规定了委托事物请求权的让与以及转委托,而代孕领域恰恰不适合运用委托事物请求权的让与以及转委托。故将其认定为无名合同更具有司法操作性。再次,代孕合同中显失公平以及违反公序良俗的条款应被视为无效。典型如,盈利性条款;代孕女性丧失身体权、生命权和健康权的条款等等。最后,赋予代孕女性以及不孕不育夫妇法定的解除权,并规定解除权的行使条件。在代孕技术尚未实施之前,赋予代孕女性以及不孕不育夫妇一次反悔的机会,可以更好地体现法律人性化的一面。同时,对于代孕女性而言,能够充分给予代孕女性更多的思考时间。

(三)加快立法进程,确保代孕女性权益保障有法可依

未来,需要进一步从法律层面对代孕女性权益保障进行关注。具体而言,在设计条文内容的过程中应当体现如下原则。

一是有限使用代孕原则。与传统的生育方式不同,代孕会涉及代孕女性、不孕不育夫妇以及社会整体的利益关系。本文认为,不应当盲目对代孕女性的民事权益进行保护,而是应当在合理的范围内有限进行保护。对代孕女性民事权益的保护,要加强立法引导和限制,明确代孕有限性,防止代孕女性数量无限扩大化。一方面,在未来立法过程中,立法部门必须要明确代孕女性的主体资格条件,明确代孕女性可以实施代孕行为的次数。另一方面,为了防止亲子关系以及生育关系的混乱,应当加快探索建立代孕女性登记制度,防止代孕过于泛滥而影响国民整体生育健康水平。

二是代孕女性与其他民事主体平等自愿原则。对代孕女性民事权益进行保护,必须要坚持平等自愿原则,反对强迫代孕女性代孕的行为。代孕行为对于代孕女性来说具有较高的手术风险。同时,代孕女性在生育过程中还可能面临着妊娠危险,生育过后也很可能患上各种后遗症。因此,代孕女性以及不孕不育夫妇必须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实施代孕行为。为了确保代孕女性民事权益能够得到基本保护,未来还需要将公证制度、行政监管制度纳入到代孕领域,充分保障代孕女性独立自主的意识。

三是不以盈利为目的原则。近些年来,部分不法份子受到拜金主义思想的影响,将犯罪延伸到代孕领域,非法开发代孕市场和充当非法中介。与此同时,部分代孕女性则将以盈利为目的实施代孕,同样加剧了代孕市场的非法化以及非正常化。若代孕女性的主观目的是盈利,势必扰乱正常生育秩序。因此,法律应当有限度的对代孕女性进行保护,只保护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代孕女性。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盈利应当做限制解释,即不孕不育夫妇给予代孕女性合理的营养费以及其他补偿,不属于此处的盈利。这是因为代孕女性在代孕过程中会承受妊娠、怀孕的煎熬,在代孕过程中也会面临着大出血、难产等相应的风险。除此之外,代孕女性还需要承受相应的精神负担、心理压力,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针对与此,不孕不育夫妇给予起一定的补偿符合保护代孕女性的基本理念,即合理补偿与提倡公益性代孕并不冲突。

四是管理制度规范化原则。针对于中国现阶段代孕现状,有必要通过立法的方式,明确代孕的监管机构,专门对代孕女性进行维权保护。一方面,中国应当加快设立代孕管理机构,专门对代孕行为予以规制、监督和控制,协调代孕女性与不孕不育夫妇之间的关系,充分保障代孕女性的民事权益。另一方面,中国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快制定行政法规,就代孕行为中常见的问题予以明确化,推动代孕管理制度的形成,为各个地区卫生行政部门以及司法机关监督代孕提供明确的指引。总而言之,代孕行为涉及各方当事人基本权益,关乎待遇女性的身体健康以及生命安全。因此,国家卫生行政机关从管理制度方面对代孕行为予以监管是尤为必要的。

五是对医务人员从严原则。为充分保护代孕女性的身体健康权以及生命安全,应由国家投入相关资源,从严控制医务人员。一方面,代孕涉及的生物技术层次较高,普通的医务人员难以为代孕女性提供安全可靠的医疗服务。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变化,充分保障代孕女性身体权、健康权和生命权,国家应当加快在该领域的投入,在各个高校开设专业试点工作,提升代孕的成功率,保障代孕手术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国家应当加强监管,严厉打击医务人员非法从事代孕医疗服务,打击地下代孕市场,推动代孕行业走向良性发展的轨道。

五、结语

中国传统婚姻家庭观念强调子女的重要性,其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点至今仍然影响着人们日常婚姻生活。受到该种观念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群开始寻求通过代孕的方式来实现生育目的。然而,相关规范性文件的缺失以及立法漏洞,导致代孕女性民事权益保障工作难以走上正轨。故此,有必要从法律角度以及公民权利角度对代孕女性的民事权益进行充分保护,使代孕女性能够更好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