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中的人格权问题怎么评价

代孕中的人格权问题怎么评价

202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实施。中国民法典一共七编,直接将人格权单独列成一编,可见中国愈发确立起对人权的重视。另外,人格权独立成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为了适应科技和社会信息发展的需要。代孕,饱含争议的一词,在科技和信息爆炸的现时代,代孕问题层出不穷,涉及到许多的纷争和隐患,暗潜黑暗与悲哀。代孕所涉...

202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实施。中国民法典一共七编,直接将人格权单独列成一编,可见中国愈发确立起对人权的重视。另外,人格权独立成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为了适应科技和社会信息发展的需要。代孕,饱含争议的一词,在科技和信息爆炸的现时代,代孕问题层出不穷,涉及到许多的纷争和隐患,暗潜黑暗与悲哀。代孕所涉及的人格权问题不容忽视。本文主要通过分析一系列与代孕有关事项探讨一下法律中的人格权问题。

代孕新闻频繁成为社会热点的重点关注,前不久某女星更是将其推向顶峰,全民皆知,很多人对此表示义愤填膺,关于代孕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由代孕引发的各类社会问题不断涌现。代孕行为将女性的子宫变利为工具,违背了基本的公序良俗,无法保障她们的人格权尊严,此种现象愈来愈严重化将会导致人格权的间歇性丧失,使得它的颁布如同虚设。所以从这些事件中发现问题、找到原因并且解决问题,才是重中之重。

一、对代孕现状的简述

(一)代孕的概念与分类

目前社会对代孕的理念宽泛不一,没有专门的法律定义。代孕,简而言之,就是指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借助现代发达的医疗技术,由于某些原因,为他人妊娠、分娩的行为,是一种人工辅助生育技术。

代孕可以分为三类:完全代孕、部分代孕、捐胚代孕。这是通过委托的夫妻双方、代孕母亲以及代孕子女三者的关系建立起来的基因联系。同时,代孕也可分为有偿代孕和无偿代孕。这是依据代孕是否支付报酬即利他性和商业性的区分。

(二)代孕的合法化与否

在中国,代孕尚处于一种法律空白状态,尽管没有一部实质性的法律对代孕进行规制,但是根据中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方法》第三条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另外,中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中实施技术人员的行为准则第五点:禁止实施代孕技术;第十三点: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所以在中国代孕是违法的,不是合法化的形式手段。同时从事相关代孕行为譬如订立代孕合同之类,根据中国《民法典》第八条以及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违反了公序良俗原则,所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然而,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对待代孕的法律不相同。就美国来说,没有统一的法律规定。很多州的规定都不尽相同,比如加州、伊利诺伊州等就允许代孕;然而华盛顿特区就禁止代孕。同时,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也禁止一切形式的代孕。

(三)现实代孕案例分析中国禁止代孕原因

前不久,首个遭代孕客户退单女童无法上户,代孕母亲远赴内蒙古寻找女儿生物学父亲,帮助女儿上户,重重障碍繁琐,代孕已实属不易,还惨遭抛弃,对孩童来说也是一种伤害,为何不能把伤害降到最低呢?追根溯源,就是禁止此交易——这份“代孕合同”。何况某女星在美代孕弃养一案引起公愤,作为一个中国公民,首先应当遵纪守法,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不能利用国家与别国法律的空子做违法乱纪之事,形式上虽不触犯中国法律,但其行为实质上也为道德所不容。

此外,代孕还会带来社会伦理与法律关系的混乱,2012年有一部电影《母语》,讲述的是一个女大学生由于生活所迫,无奈为一对夫妇代孕,最终与夫妻二人产生情感纠葛的故事。这对中国本就薄弱的婚姻关系增加了一道严峻的关卡。代孕女大学生的介入,动摇了原本一对夫妻稳固的婚姻关系,无疑是对中国伦理的一种强有力的冲击。此外,在小孩出生后,会辨别不清自己的生母,可见代孕还减弱了孩童与父母之间的联系,久而久之,可能会导致家庭观念的淡薄以及对家庭理念的模糊认识甚至对自我产生怀疑。

但是,反观一下上海首例代孕子女监护权纠纷的案件,此案的争议焦点为父母子女关系、自然血亲关系以及法定监护权。本案判决将孩子抚养权给被告,即委托他人代孕的妈妈,法官综合了多方面的原因而不是仅仅以生物学上的基因来认定母子关系,融合了温暖柔和的亲情,来达到一个最益于儿童的局面。

这两个例子虽然不尽相同,但是从侧面都可以反映出代孕具有极其的复杂性,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原有的伦理原则和价值观念的扭曲。

中国是一个具有传统伦理理念的国家,有学者认为“法律须以伦理为基础,尊重中华民族独有的人文情怀,重视亲情、伦理,而代孕有违传统女性角色,也违背中国的人伦道德,给社会和家庭在程度上造成混乱。”先不论传统观念里女性的角色,就代孕本身而言,在中国代孕不是合法的,不得跨越法律的界限。代孕产业链也需要停止,需要被禁止,才能保障妇女的权利。禁止代孕具不仅体现了中国民法典的创立处于的是对人性的尊重与保护,还契合了法律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内在方式,它具备了正当性和必要性。如果对代孕的黑暗市场保持沉默与纵容,长此以往产业链发展越来越广,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禁止代孕是最安全也最为妥帖的选择。

二、人格权下的代孕体现

(一)人格支配下对身体的支配

每个人都有对自己身体支配和处分的权利。对于代孕母亲而言,支持其自身进行代孕行为的私人权利的依据是人格权中的身体权。

在民法的人格权领域内,民事主体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

身体权,是指自然人维护其身体组织完全性、完整性并支配其肢体、器官和其他身体组织并保护自己的身体不受他人违法侵犯的权利。身体是生命的物质载体,是生命得以产生和延续的最基本条件,由此决定了身体权对自然人至关重要。

身体权作为具有专属性的一项权利,而基于这种专属性权利的特点,权利本身不能与权利主体相分离,也就从权能理论上禁止了分离性的处分行为。

由此,我们从身体支配的角度出发,随着现代科技的逐步发展,传统型孕育受到了新型技术的挑战,但新技术一定情况下会受限制于社会伦理,意味着在身体权上,人享有不被他人侵害的权利,但是不代表人有权使用自身身体做出违法行为或有违社会公序良俗的行为。这明示了身体支配权并不能随意被代孕者支配,只能在法律的规制内合理正确的使用。

(二)人格保护下的健康侵权和身体侵权

健康侵权是指因过错不法破坏他人身心机能正常发挥作用,为健康侵权。因过错不法破坏他人身体的完整性,或不法限制他人行动自由,为身体侵权。代孕通过他人的子宫进行生育,委托人通过代孕的手段来逃避生育的风险,其本质上是对他人的身体和生命进行侵害的一种侵权行为。在代孕这样的行为过程中,代孕母亲虽因为各类原因出于自愿,但是不可否认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对其本人健康和身体的伤害,导致侵权。但是,对于健康权、身体权而言,其受到侵害必须以“生命存续”作为条件。所以这种侵权并不是必然的,在代孕母亲生下小孩后,也无法完全避免身体健康遭受损害的可能。也许会致使健康情况愈下,身体器官功能衰竭,则其本身的健康权和身体权实际上已遭到破坏。况且,即便没有这些危险,怀孕也会改变代孕者的身体和心理,譬如体型变肥胖、皮肤糟糕化甚至产后抑郁的可能等等。代孕者完全是弃置自身的生命健康为委托人代孕。若不幸生命垂落,则构成了对生命权的一种侵害。

(三)人格权下代孕逐步商业化的后果

前面有讲到代孕的分类第二种情况便是有偿和无偿。无偿,自不待言,代孕者本身自愿;而有偿即面临着代孕商业化。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二胎政策的限制、不孕不育等一些渴望孩子的需求,需求便产生市场,市场便引申买卖,代孕便蓬勃而生。因为代孕在中国是不合法的,因而代孕在中国一直处于暗面地下状态。

如果将人体商业化,将子宫作为一种“买卖的工具”,外表的雨伞会遮掩掉交易本质的恶性和对于女性的物化,在利益的驱使下必然会导致强者对弱者的身体和生命进行剥削与欺凌的一种现象,损害了弱者的人格权利,贬压了她们的尊严。代孕商业化以后,女性可能因为生活拮据、受逼迫或者其他难以言喻的原因而不得不“出租”自己的身体器官进行代孕,这是违背民法典所规定的。特别是对于贫困地区的那些妇女,会无奈选择代孕这种来钱快的捷径方式,但是伤害的却是她们自己本身,得利者另有其人。同时一些下层女性的地位会越来越低下,贫富差距加剧两极分化。此外,一大部分女性群体辛苦工作数年都没有一次代孕来利大,而因为这类原因去选择代孕,这是所谓的自愿吗?女性相当于丧失了自主的人权,完全被无形的剥夺了。代孕这种病态行为,将女性的子宫当作生产工具,对人体进行商业化,这是禁止人体器官商业化利用原则的一种现实性违法,损害了被买卖人的尊严与生命安全并且一旦合法商业化,有可能引发暴力性无法断绝的代孕源流。

三、总结

如果重要的个人权益可以放弃的话,那自由一定会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剥削。自由不能以放弃自由为代价,利益的处分也必须考虑到伦理规范的约束。历史的车轮也并非都是一直向前行进的,它也会倒退,去碾压平等,去实现正义与自由。

中国是一个重视传统文化与家庭伦理的大国,社会在发展的同时,还要结合传统的伦理理念,显而易见,从道德化角度,代孕践踏了妇女人格权的权利,它与民法典的精神是相违背的。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个身包括多重方面的理解,意义重大。妇女的身心权不能被放大但理应不能被忽视。实现了妇女的权利保障,才能彰显家庭、国家的价值理念。严重打击代孕行为亟需实施,共建稳定和谐的社会、共创美好未来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