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论代孕的法律缺失的后果

中国论代孕的法律缺失的后果

代孕合法化问题一直以来是学术界与实务界争论的焦点问题,对代孕持全盘否定并不利于解决潜在的社会冲突与回应特定群体的正当需求。本文分析了“代孕”的内涵及中国现有立法对代孕的规定,认为应结合域外的法治经验与本国的司法实践,有限承认代孕合法性;并从代孕的种类确定、代孕的方式与条件两方面论述了代孕有限合法化的路径。代孕合法化问题一...

代孕合法化问题一直以来是学术界与实务界争论的焦点问题,对代孕持全盘否定并不利于解决潜在的社会冲突与回应特定群体的正当需求。本文分析了“代孕”的内涵及中国现有立法对代孕的规定,认为应结合域外的法治经验与本国的司法实践,有限承认代孕合法性;并从代孕的种类确定、代孕的方式与条件两方面论述了代孕有限合法化的路径。

代孕合法化问题一直以来是学术界与实务界争论的焦点问题。随着公众需求的日益增长与法治水平的日渐提升,代孕合法化逐渐成为具备合理性与可控性的改革方向。然而,鉴于代孕牵涉复杂的社会问题与法律关系,不可片面承认之。如欲在此问题上实现革新,则须厘清其相关行为的关键理念与实施背景,并结合各国实际经验,作出合法的学理明断与改革尝试,提其重中之重。

一、“代孕”的内涵

有学者从目的出发,认为以替他人生育小孩为目标而怀孕生子是代孕的特征所在,并指出其潜在的市场需求,从而适度淡化了伦理性;有学者侧重于揭示代孕的人伦色彩,指出交易的实质为代理母亲身体的“出租”,以“借腹生子”来形象描述此类行为;另有学者从代孕牵涉法律关系的变更出发,认为代孕是特定民事主体实现生育权的过程,其表现为需求方与生育自由的妇女约定生育子女。本文认为,“代孕”是指委托方为实现生育权,借助他人生育能力与辅助技术而实施生育的行为。代孕所涉法律关系的重心,在于以亲子关系为本的人身关系的调整,而非商品交易,如此方可避免将妇女的生育权利与血缘关系财产化。

代孕可分为完全代孕与不完全代孕。1“完全代孕”指所生孩子的基因全部来自委托父母或第三人(指代孕母亲与委托父母外的第三方,主要参与行为为提供精子或卵子),即代孕母亲只承担妊娠与分娩,此类代孕主要借助体外受精实现。“不完全代孕”指所生孩子的基因分别来自代孕母亲和委托父亲或第三人,即代孕母亲同时承担提供卵子、妊娠与分娩义务。此种代孕方式的存在主要源于委托母亲缺乏提供健康卵子的能力,有体内受精与体外受精两种受孕方式。无论采取何种受孕方式,不完全代孕的合法性均是学术与实务界争论的焦点。

代孕在法律上涉及代孕人身关系与代孕财产关系的变更。人身关系方面,代孕内含了亲子关系的转移或分享。根据中国的司法实践,分娩者一般拥有母亲资格,此为形式标准;而提供基因者则自然认定与子女的亲子关系,此为实质标准。当形式标准与实质标准不一致时,则应认可实质标准。由此,可分析以下情形:其一,无第三人介入、代孕母亲只承担妊娠与分娩义务时,亲子关系并未实质变动,此种情况下亲子权利始终为委托父母所实质拥有;其二,无第三人介入、代孕母亲承担提供卵子义务时,存在亲子关系的分享或转移,此时代孕母亲基于遗传基因而与委托父母共享亲子关系,因而存在双方亲子关系的协调问题,产生委托父母与代孕母亲“分享”亲子权利或代孕母亲转移亲子权利至委托父母的可能;其三,第三人介入时,则存在代孕母亲、基因提供第三人、委托父母之间的亲子关系变化,出于代孕的实施目的其亲子权利便最终应归入委托父母方或与基因提供方分享。详细而言,主要存在“第三方仅提供精子或仅提供卵子(代孕母亲只负责妊娠与分娩、委托父母提供卵子或精子)、第三方提供精子(代孕母亲提供卵子并妊娠、分娩)、第三方提供精子与卵子(代孕母亲只负责妊娠、分娩)”三种情形。当然,上述情形并未完全革除非亲权享有方的亲子关联。出于公序良俗等理念考虑,非亲权享有方与代孕子女可留存一定照护关系,以和谐各方。财产关系方面,主要涉及对代孕母亲及提供基因第三人的经济补偿,类似于债的产生(含无偿“赠与”之债)。值得注意的是,此种补偿并非作为代孕母亲的身体或提供基因的对价存在,而仅是单纯履行代孕义务所付出劳动的报偿,同以自身精力为义务履行基础的劳动合同存在理念的类似性,此符合以自身劳动能力获取财富的社会主义法律劳动平等观。如此即有效将代孕所牵涉的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区分开来,便于物质给付正当性的证成。这为代孕合法范围的临摹提供了理念支持。

二、关于代孕的法律规范及其不足

(一)现有立法否认代孕的合法性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卫生部令(2001)第十四号]》(以下简作《办法》)与《卫生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校验实施细则[卫科教发(2006)四十四号]》(以下简作《细则》),分别在其第三条第二款与第二条第五款第三项中规定了禁止代孕技术的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也曾在草案中规定禁止代孕(后删除),《民法典》则在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千零七条、第一千零九条分别以“公序良俗”“法律与行政法规等规定”“伦理道德”“公共利益”及“否决细胞买卖”等方式支持前述规范的价值取向,立法者由此表达了对代孕合法化的消极态度。

然而,全盘否定的方法,并不利于解决潜在的社会冲突与回应特定群体的正当需求;片面否定代孕,也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不孕症或失独家庭生育子女的需求,亦使之可能丧失实现生育权利的正当权利,不符合法治公正原则。且从发展的视角分析,同性恋爱乃至事实婚姻此类群体也将可能存在“生儿育女”的需求,无视之甚或压制之,只会引发新的社会问题。此外,对于部分群体在海外实施代孕行为,倘若所在国承认其合法性,则可能导致中国法律对之约束不足、而有失平等,降低中国法治的公信力。最后,缺乏生育机会的家庭若长期得不到精神满足及年老后的赡养机会的获取途径,则将产生更多的关联冲突,破坏家庭乃至社会和谐。而从“已然”视角看,放弃代孕的合法规制,难以根治既有代孕子女的安置问题;尤其在黑市交易中,纵然非法代孕各方理应受到惩处,但其所生子女须获得法律照护——此乃其作为公民而理所具备之社会资格与基本人权的体现。然而,消极承认合法代孕行为的存在,将迫使代孕母亲或第三人承担额外的抚养职责——通常情况下,鉴于代孕方或提供基因方的经济劣势,该做法不仅不利于代孕子女的健康成长,也将加重抚养父母的生活负担;更使具备抚养能力的委托父母难以满足其生育需求,浪费社会资源、徒增抚养与赡养争议等不良影响。综上所述,此种态度应予纠正。

(二)现行立法存在诸多真空

首先,就内容而言,以《办法》与《细则》的相关规定为例,其只规定了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的禁止性义务,所注重的是医疗主体的行为规范与惩戒,而并未直面代孕本身及中介机构的禁止问题,更不必说对具体代孕类别的区分;而大量民间代孕协议及相关地下产业的存在,决定了对此类规定应予以拓展的必要性。其次,就效力而言,现行法律仅在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如《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加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管理的指导意见》《司法部公证司关于不宜办理借腹生育协议公证的复函》等)中对代孕行为作了简单规定,而并未在更高效力的法律、行政法规等中予以载明并作出明确完整的阐释,《民法典》也仅对商业性代孕等有限情形实施规制,因而增添了司法裁判之于代孕的模糊性。其三,就纠纷处理而言,一方面,现行法律尚未详细规定非法代孕后主体的责任分配、所生子女的赡养义务、税收制度的调整、卫生机制的建立等必要的“善后”内容;另一方面,在处罚非法行为上,对医疗机构而言,尽管现有规则设定了警告、罚款等处罚方式,但处罚标准过于陈旧,例如《办法》第二十二条对非法代孕最高罚款数额仅为3万元人民币。显然,始于2001年实施的法律规范难以适应当今社会的现实需要。此外,《办法》第二十一条认为医疗机构违法实施代孕可以单纯地作“超出诊疗范围”(未考虑其余消极影响)定性处理,罚款数额最高仅为3000元,处罚依据与标准均不甚合理。对非医疗机构而言,在该《办法》中,其类似行为一般只可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处理,以“缺乏《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为制裁理由,却未考虑到非法代孕所产生的人身伤害与社会影响。

三、有限合法:代孕法律规范的未来

(一)代孕有限合法化的理论支持

代孕一方面在满足不孕父母的生育需求、明确代孕母子的亲权关系、增强法律治理效能、处理关联法律问题(如冷冻胚胎)等领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也存在违背传统伦理道德、破坏婚姻关系、滋生不法交易、伤害代孕母子等风险。因此,不能以武断态度将之全盘非法化或全盘合法化,而应发挥法律规范扬其长避其短的功用,究其情形而划定科学的合法边界。代孕的合法范围,理论上应具备以下内涵:宏观层面,主要为法律所认可的代孕种类;微观层面,则有多种表现,如合法代孕的方式、适格主体、适用情形、补偿限度等。对上述内容的探究,将直接决定代孕有限合法化的实践前景与探索进程。综合国内外的有关探究成果可发现,明晰其合法范围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详细而言,国内外学者主要从特殊群体的客观需求、关联机制及资源的支持功能、法治进步的时代驱动、女权主义者的观念批判等角度,来阐释代孕之合法范围明确的正当性。譬如,刘长秋、郑英龙等学者肯定了代孕满足生育需求、关怀特殊家庭(如失独家庭)的可能。事实上,代孕也确为缺乏生育能力或有正当需要的主体提供了合理窗口,有利于达致法治正义。Kevin Tuininga2、kevin yamanoto3等学者认为代孕的法律规制可辅助解决收养体制失效、堕胎权合法化等问题。基于代孕行为牵涉多类主体,且直接关系到子女的生命健康、抚养照护等关键权益,故应借助代孕的适当规制以拓展法治改革的效力。另有许多学者认为代孕的合法界限圈定已拥有其行动背景,如李雅男从美国、印度、以色列、英国等地区分商业代孕与非商业代孕的法律效力的实践出发,说明合法标准的设定已成为各国法治趋势;而黄鸣鹤则在人工生殖技术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传统婚姻家庭理论的“动摇”。因此,中国对代孕的合法化规制潮流便具备了借鉴可行性;另外,此类举措的行为不仅有助于保持本国法治先进性,还有助于处理有关联的国际纠纷、和谐国际关系。还有针对女权主义者所坚持的代孕伤害女性观点,杨彪从身心健康、情感尊严、经济地位等角度予以适度批判,指出代孕乱象的本质原因在于管制不当,放弃规制代孕反而可能会引发黑市交易、减损女性及幼儿权益的保障等不良现象出现;而究其缘由,即使治理主体可在未来全面禁绝代孕的实施,但对作为既成事实的旧有交易,消极承认的做法是难以对之妥善处理的,何况全面禁绝的规制效果至少在目前是难以达成的。故毋宁有限地容许代孕,借其规制契机强化对非法行为及既往事实的细化处理,或可实质达成女权保护等目标。

综上,在有限承认代孕合法性的前提下,代孕的合法范围是应对代孕乱象、匡正既有秩序、迎合时代需求的关键要素。既有必要、也有可能结合域外的法治经验与本国的司法实践,明确为代孕的实施作出应有的立法、司法、执法与普法努力。

(二)代孕有限合法化的域外经验

借助归纳分析可见,即使在承认代孕合法化的国家与地区,法律所认可的行为范围在内容上也存在不同,并由此发展出各具特色的机制措施,为中国实施相应改革提供了参照。

只接受非商业性代孕,以英国、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家为代表,其在立法与司法中排斥以金钱交易为特征的商业代孕行为,只认可基于情感或善意实施的无偿代孕。具体而言,英国在1985年的《代孕协议法》中否定了商业代孕的合法性,并认为其中介活动违反了该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4新西兰在2004年的《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法》中禁止商业行为对代孕的渗透,但容许必要费用的存在5;加拿大则在2004年的《辅助性人类生殖法》中规定代孕不可被给付报酬,并认为中介不得请求支付费用6。总体而言,前述国家所划定的合法代孕范围应为无偿协定或给付的物质利益未形成对价的契约。

接受商业性的完全代孕,以南非及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为代表,其并未否定代孕过程中商业给付的合理性。如南非在2006年的《2005年关于儿童的第三十八号法》中明确容许完全代孕,但约束了配子来源,规定原则上配子必须来自求孕双方7,从而限制了由第三方或代孕母亲提供配子的方式;此外,其还规定了代孕的时间限度8。相比之下,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对代孕的规制则相对宽松,无论是基因代孕还是妊娠代孕、商业代孕还是非商业代孕、第三人介入的代孕,均得到当地法律的允许。综上所述,此类国家及地区对代孕持相对开放态度,但在一些具体的操作要素上有所要求;其合法边界的定位重点,在于基因来源符合要求,并有利于代孕子女的权益维护。

只接受非商业性的完全代孕。如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即认可完全代孕9,并构建了严格的代孕费用管理制度10;而弗吉尼亚州更是在以完全代孕为唯一准入窗口前提下..11,将招募代孕母亲或签订有偿代孕合同的行为规定为犯罪..12。当然,此类州并未完全禁止代孕费用的存在,例如同样坚持“唯完全代孕”的佛罗里达州,便规定了合理生活成本及精神补偿等费用的偿付..13。总体而言,美国部分州所规定的合法代孕范围较窄,合法界限内容丰富,除只认可完全代孕外,代孕各方尚需回避签订商业合同;部分州还规定了医学机构认定等额外限制条件..14,显示出美国部分地区对代孕合法化的谨慎态度。

四、代孕有限合法化的路径

(一)代孕的种类确定

只认可非商业性代孕。一方面,此界限设定存有以下理由:

其一,《民法典》等法律的规定,其第一千零七条明确禁止人体细胞的买卖,故以配子为标的实施有偿代孕并不现实。

其二,违背伦理道德。将代孕行为作为商业合同对象加以处理,将引发女性地位、生育自由、亲子关系、公序良俗等领域的道德争议,有违社会和谐理念。

其三,即使承认商业代孕的合法性,由于“基因”“妊娠”与“分娩”均难以物化,如何设定给付对价的数额标准将成为难题;因此,也难以恰当处理违约赔偿、额外给付等纠纷,致诸多道德与法律争议产生。

其四,倘若认可代孕行为商业化,则难以妥善处置代孕母亲及第三人与所生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例如,既然委托父母已给付对价,那么代孕子女是否还需对提供基因或妊娠一方履行完全的赡养义务?或非委托方基于“亲属”关系所应负担的抚养职责如何在所得报酬中折算?此均为难以量化且影响广泛的实践难题,应设法避免。

其五,迎合世界法治潮流。目前,多数国家与地区仅承认非商业代孕的合法性,故谨慎开放代孕窗口符合未来的国家法治趋向。另一方面,禁止商业代孕并不意味着非委托方无偿实施代孕行为。事实上,委托父母理应给付代孕一方(包括代孕母亲和提供基因的第三人)必要的支出费用及精神补偿。如前所述,此类偿付并非基因、妊娠及分娩本身的对价,而是代孕一方所耗费的辛劳及“失去”所生子女的精神弥补。在此,国外已在人工胚胎等领域存有相对成熟的操作经验,可予参考性借鉴。究其项目,主要包括医疗费、营养费、精神损失费、误工费、必要的赡养损失(失去可能的赡养机会)等。只承认完全代孕的合法性(含第三人提供基因情形)。一方面,之所以否定部分代孕合法,在代孕目的、家庭关系与司法便捷方面都存有考量因素。首先,委托父母实施代孕的目的在于生育子女、实现权利。而根据现行法律认定的基因说,子女与父母间亲子纽带的存在以提供基因者为基准。故只承认完全代孕合法的选择更利于实现委托父母的行为目的、维护其生育权。即使委托双方因自身原因无法生育,仅由第三人提供基因的代孕方式也可减少牵涉主体过多带来的争议。其次,仅使代孕母亲承担妊娠与分娩义务有助于化解后续家庭冲突。譬如,倘若代孕母亲参与到基因提供环节,则将同所生子女建立起法律认可的亲子关系,如此将产生子女赡养、父母抚养、违约滞留子女等家庭矛盾。这对于委托方、代孕方、第三方家庭都将产生显著情感伤害,不利于社会风气的和谐。最后,家庭与社会矛盾的滋生也将带来司法裁判的困境。对于完全代孕,法官可参考基因遗传优先的观点予以亲子关系的先行定位,以在总体上明确亲权归属,需深入判别的主要是代孕本身的效力及关联的财产纠纷。一旦将部分代孕引入合法范畴,由于代孕母亲同样拥有子女基因,由此该子女将不可避免地加入到多份法律层面的亲缘关系中,增加了法官分配亲子权利义务、化解不同家庭纠纷的难度。另一方面,完全代孕的具体情形仍需得到区别规制。详细而言,容许的完全代孕应包含如下方式:其一,委托父母均具有正常配子,但无孕育能力,受精后由代孕母亲妊娠与分娩;其二,委托父母缺乏具有生育能力的精子或卵子,由适格第三方提供精子或卵子,受精后转代孕母亲妊娠与分娩;其三,委托父母配子均无法生育,由适格的第三方提供全部配子,受精后转代孕母亲妊娠与分娩。其中,情形一为通常的完全代孕情形,不涉及亲权共享与移转问题。情形二与情形三则牵涉第三人对亲子关系的分享甚至移转,此为因委托父母的生理缺陷而作出的特别变通。在各方均自愿的前提下,此类方式理应得到立法的容许。当然,为避免提供基因者与委托父母产生亲权纠纷双方应签订书面协议,以明确所生子女的扶养、赡养、照看安排,并设定第三人的资格要件。

(二)代孕的方式与条件

第一,仅允许人工的体外受精合法化。代孕的实现必然会历经受精环节(否定克隆人类等无性生殖行为),实践中存在体内与体外受精两种受精方式,但应只承认体外受精合法。究其理由,主要源于对婚姻制度的维护与对伦理道德的尊重。毕竟,伴侣与他人进行体内受精将严重威胁各方夫妻乃至家庭关系的稳定,并产生极大的道德争议,不具备应有的法治积极性。在此,有必要讨论一种情形:当提供基因方均来自第三人时,倘若第三人间存在夫妻或类似伴侣关系,是否允许体内受精?学理分析,此时仍不宜容许体内代孕。究其缘由,倘若第三方实施体内受精,鉴于已受精胚胎的体外移植技术相对新颖,且再转由代孕母亲妊娠及生产的并没有必要性,因此应由第三方伴侣直接负责胚胎的“培养”与子女分娩。但此又会产生第三方将受孕、妊娠、分娩的孩子转让给委托父母的合理性问题。由前述对非完全代孕合法化的批判可知,该方式不宜为法律所允许。另外,只允许人工授精的方式也便于借助对医疗机构对代孕过程的管控,提升代孕安全度。

第二,代孕主体应满足特定的道德与生理资格。原则上,在明晰了代孕的种类与实施方式后,还应适当约束代孕主体的资格条件,主要包括道德影响与生理素质两个考量要点。一方面,参与代孕的各方主体应不存在道德争议的产生风险。详细而言,主要风险因子为亲属关系、夫妻关系(含法律夫妻关系、事实夫妻关系与已离异的“夫妻”关系)、职业关系、身份关系、师生关系、公权私化、跨域关系(主要涉及国际代孕问题)等,鉴于存在此类关系的主体实施代孕将产生伦理争议与权责公正风险,故不宜开放代孕窗口。在此作逐一列举:其一,委托方、第三方与代孕母亲间存在《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五条的亲属关系;其二,前述主体间存在夫妻(广义)关系,如代孕母亲为委托方父亲的前妻或事实夫妻(情人)等情形;..15其三,前述主体间存在职权隶属、职业及身份影响关系(如演员与导演、诉讼双方主体及代理人等)、影响职业公正的;其四,前述主体为师生的;其五,可能造成公权私化后果的主体,如法官、检察官、监察人员与参与司法、监察程序的各方当事人及代理人等;其六,前述主体中存在外国人的。另一方面,实施代孕的主体应符合特定的生理素质条件。例如,患有遗传性、传染性及特定残疾的主体不宜作为代孕母亲、第三人及委托主体,其目的主要在于优生优育、实现代际公正(如避免因人为契约而决定后代健康状况等“自由优生”现象出现)与减少“违约”争议的产生。此外,患有生理缺陷、可能因代孕损害生育能力的人不宜实施代孕,如代孕母亲实施妊娠与分娩后会影响其再次生育的,此种代孕情形应予否定。总而言之,合法的代孕应以实施后不给代孕各方主体造成身体伤害及后代留下先天缺陷为标准,实施严格的筛查机制。当然,倘若借助医疗技术,足以保证不发生前述风险的,也可结合具体情形而特别允许实施代孕。

第三,特定时期的代孕限制。如欲实现代孕的合法规制,不仅应在主体层面设定准入区间,也应在时间层面进行统筹安排。具体分析,在某些特定时期,鉴于可能产生不良影响的关联因素,不宜于此时实施代孕,而应待其不利因素消除。究其内容,主要存在以下情形:其一,在法院判处夫妻双方解除婚姻关系、从案件受理到离婚判决生效期间,此时便不宜实施代孕行为,否则易产生亲属权利义务纠纷。其二,离婚冷静期尚未结束时,不应实施代孕。其三,司法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及代表不同利益的代理人间不应实施代孕行为,诉讼结束后可有限地实施,事实上此既为主体限制,也为时间限制。其四,因特定的职业要求,在一定周期内不得实施代孕,以免违背公正独立原则。例如在特定资质的认定周期,不得与资质评判人发生代孕关系;该周期结束后,在不产生不良关联的前提下,可实施代孕。其五,主体居于国外时,应视所在国法律规定限制代孕情形,以免因法律差异而产生国籍、税收等额外的权利义务认定争议。除此以外,尚存在诸多不应实施代孕行为的特定周期。故改革者有必要以不违背公序良俗、不违反公正理念、避免产生权利义务争议、减少法律争端等为判别基准,总结出较为全面且合理的限制情形。

第四,禁止代孕职业化,并限制代孕跨国化。代孕若想实现有限合法化,理应避免两种极端情形。其一,应禁止职业代孕。具体而言,无论是代孕母亲还是提供基因者,均不应实施多次、定期、有固定标准的职业代孕行为。究其缘由,一来职业代孕具有商业操作属性,本就为中国法律所禁止。二来此类代孕行为对职业者自身身体伤害巨大,且极易同黑市交易相联系,产生显著的负面示范作用,理应禁绝。而应对一人只可实施一次代孕(也可规避后代近亲结婚等问题)、代孕不得通过非官方的中介组织实现等进行规定。其二,应限制代孕跨国化现象。主要存在下述原因:第一,此类代孕涉及不同国家法律效力的协调问题,将耗费较多裁判精力。第二,倘若行为人实施跨国的不法代孕行为后逃脱处罚(如外国拒绝引渡、行为人临时入外籍等),则将引发刺激非法代孕、违背法治平等原则、降低改革信任度等隐患。第三,因跨国代孕所产生的牵连法律关系将挑战本国既有的法律制度。譬如,倘若代孕母亲为域外人士,则所生子女同国内委托父母及其亲属亲缘关系的确定、国籍的区分、税收制度的跨国调整、对国内合法但所在国违法的代孕行为的处理等都将冲击已形成的法制体系。基于法律的稳定属性,此类代孕行为原则上应予否定。第四,摒弃本国代孕、选择外国代孕对象在理论上存在争议。且跨国代孕往往需耗费较大财力,故易造成此类代孕沦为富裕者“塑造优越后代、削弱子女自我定义的能力与尊严”的“私人事业”。综上,此种代孕原则上应予否定。

五、结论

代孕合法化不仅关乎法治事业,也会引发道德伦理、人格认定、社会公平甚至国家声誉等问题。因而明确其合法范围会对实现社会正义和提升法治效能起到深远影响。然而,无论是宏观的行为范围还是微观的实施情形,其均不应沦为静态的僵化规则,而应随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实现生育权主流趋势的变迁作出动态更新,以求在回应公民合理需求的同时、减轻法治改革的负面影响。